唐朝的酒令行令承繼古俗，但組織形式更加完備。參加者人數不拘，常法仍以20人為一組。每組設一個監令，觀察依令行飲的次序。按照當時縣令為“明府”的習慣，此人被命名為“明府”（引自趙彥衛〈云麓漫鈔〉卷2）。明府之下設二錄事：“律錄事”和“觥錄事”。律錄事司掌宣令和行酒，又稱“席糾”、“酒糾”。觥錄事司掌罰酒，又稱“觥使”和“主罰錄事”。〈醉鄉日月〉有“明府”、“律錄事”、“觥錄事”三門，說的就是當時酒筵行令的組織規則。據《醉鄉日月》，明府管骰子一雙、酒杓一只，決定每一項游戲的起結。律錄事管旗、籌、纛三器，以旗宣令，以纛指揮飲次，以籌裁示犯令之人；觥錄事則執旗，執籌，執纛，執觥，實施罰酒。正是在這樣一種有規則、有節度的筵飲組織中，唐人上演了一批批精彩的酒令節目。

當時最為人樂道的是律錄事（席糾）。他是酒令游戲的具體組織者，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。所以《醉鄉日月》說律錄事須有“飲材”，即第一要“善令”：熟悉妙令，能夠巧宣；第二要“知音”：擅歌舞，能度曲；第三要“大戶”：有酒量，能豪飲。中唐以后，擔任律錄事的人物往往是專門的“飲妓”。《北里志》說妓女絳真“善談謔，能歌令，常為席糾，寬猛得所”；說妓女鄭舉舉“善令章”，“巧談謔”，曾參與“名賢醵宴”；又說妓女俞洛真，“時為席糾，頗善章程”。劉禹錫所說“歡生雅”，概括了當時唐人筵飲風格的一般特點。

面對這樣一批酒糾身份的慧麗女子，唐代的詞客們抒寫了許多浪漫的詩篇。例如鄭仁表有贈俞洛真詩，云：“巧制新章拍指新，金□巡舉助精神。時時欲得橫波眄，又怕回籌指錯人。”方干有《贈美人》詩，云：“酒蘊天然自性靈，人間有藝總關情。剝蔥十指轉籌急，舞柳細腰隨拍輕。”黃滔有《斷酒》詩，云：“免遭拽盞郎君謔，還被簪花錄事憎。”后一句中“簪花錄事”，當時就成了“飲妓”或“酒糾”的別名。